近来，有学者撰文谈鲁迅痛恨汉字，提到鲁迅在文章中写过 “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……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，病菌都潜伏在里面，倘不首先除去它，结果只有自己死。”还有那句经后人考证过的格言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。文章同时肯定了鲁迅先生在文字方面的造诣，比如曾师从章太炎先生学文字学；他那些不朽著作都用汉字写就。他的书法未必像郭沫若所言，远超颜、柳等大家而几近钟繇、二王等书圣水平，但也是造诣甚深。

作者并没有回答鲁迅先生“痛恨汉字”的原因，只是表示反对这一观点，质疑鲁迅认定“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（方块字）的可能”。认为历史上劳苦大众多为文盲，这是社会的罪恶，怎能让汉字来承担？

我认为，分析民族文学巨匠为什么痛恨母语文字，要了解他所处的历史、文化环境。

鲁迅先生早年出洋留学，目睹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差。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几至谷底，仁人志士痛心疾首，纷纷提出强国先要提高民智，普及教育的主张。而当时通行繁体字，汉字表意不表音，写字离不开纸墨笔砚，普及起来很难。同时学堂里对汉字的迷信很深，讲究“敬惜字纸”，一笔一划不容更改。一代新知识分子对此深恶痛绝。不只是鲁迅，同辈人持此态度者很多。1918年钱玄同撰文提出，“废孔学，尤不可不废汉文；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、野蛮的、顽固的思想，又不可不先废汉文。”陈独秀的答复是，“且存汉语，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。”胡适表示“极赞成”陈独秀的意见。傅斯年反对吴稚晖用世界语替代汉字的主张，提出“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替代，汉语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”。后来赵元任提出“国语罗马字草稿”，蔡元培也主张采用拉丁字母。

 我们要注意，国门初开时国外各学科诸般文章、概念、术语的翻译跟不上，汉语传播现代文明、科技新知的功能有待完善，要借助外来语甚至直接用外语才讲得清楚。这也是先驱们激烈主张文字革命的重要原因。

百年转瞬而过。当时“文字革命”的主张，去掉了汉字神圣的光环，还其发展的、可变的交流工具的原貌。同时更多的前辈为汉字、汉语的现代化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。卢戆章先生面壁十年，钻研自创字母的拼音方案，“戊戌党人”王照先生冒着被清廷“奉旨严拿”的危险潜回国内举办“官话字母义塾”，章太炎先生根据篆字创造注音字母。后来民国政府在赵元任等北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颁布了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》，又有旅苏中共党人瞿秋白、吴玉章、林伯渠等人创作发表《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》。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新中国颁布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使得汉字的学习、使用便捷起来。在汉字简化方面，清末就有学者提出“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”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巴金、学者陈望道带头提倡使用“手头字”，并铸出铅字。钱玄同先生也致力于编写《简体字表》。1935年民国政府按照“述而不作”的原则公布了第一批简体汉字324个，要求一年后新编小学教材都要使用，后因有人以跪地情愿的方式激烈反对又下令“暂缓推行”。而实质上的改革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《汉字简化方案》和《简化字总表》。其间更有大批专家、学者翻译了浩如烟海的各国文学名著、学术典章、专业术语，改变国人思维，形成了各种文体的现代汉语，使汉语能够传播科技、文化、艺术各领域的人类文明，使我们民族步入现代化成为可能。改革开放后，又有王选先生等专家研发了各种汉字输入技术，使汉语言文字跨过了信息科技的门槛。没有众多前人辛勤栽种，哪有我们晚生后辈如此惬意乘凉？

从汉语、汉字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要了解、学习前辈学人的责任感和治学态度。鲁迅先生“痛恨汉字”，但他的文字功力甚深。今人不反对汉字、母语，但是不求甚解，随意乱用的现象普遍，无视汉语的文化内涵和纯正性，令人担忧。且不说广告词浅薄地恶搞成语或是影视字幕错别字百出，就是主流媒体也做得不够。比如时下通行的“其它”一词就属讹误。这个词的正确写法是“其他”，起指代作用的是“其”字，“他”字的含义是“以外”，而“它”字不具有这一字义。另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“男士”。从字源上看，“士”是对男子的美称，指习道义、有勇武之人。后人在翻译礼貌用语时创出“女士”一词，以对应“先生”、“绅士”。称“男士”类似于“女姑娘”，是画蛇添足。还有人为吸引眼球臆造一些诸如“选3G就选‘沃’”这类外国人以为是中国话，中国人以为是外国话的“语言”。这些乱象的根源是文化缺失，对我们母语的生存发展极其有害。

作者：(陈宝泉:《中国教育报》高级记者)